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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和拆除水源山宗民营企业始末

责任编辑:徐涛    来源:天勇谈经济    日期:202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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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者按:青海省民和县是我出生的地方,是那一片土地养育了我,长大成人,我感恩那片土地。2018年时,县里拆除了一个民营企业,后来一直与有关人士协商,能不能妥善处理。但是,无果无奈。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做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鼓励民营企业不要躺平、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民众消费需求能力、恢复国民经济稳定运行和增长,已经成了中央高度关注的大事。水源山宗被折,有着非常典型的警示和如果妥善解决的示范意义。因此,与此事有关,形成了一批调研报告、专家研讨结果、新闻单位采访稿、律师意见。拟陆续发出,供大家讨论。今天先将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调研组报告发出。可能在这以后,我这老家也回不去了,成为遗憾。

一个民营企业:怎样被扩大化拆掉,如何进行善后?——民和县水源山宗企业被扩大化拆违的调查研究报告

 导言

近多年来,个别地区在耕地或其他农业用地中,建设居住用房出租或者出售,并假以农业温室塑料大棚遮蔽掩盖,这显然不符合国家土地用途的管制规定,属于违法建筑。蔓延下去,乱占耕地之风会越来越盛。中央领导批示进行拆除和严厉处理,无疑很及时和十分正确。然而,一些地区在理解中央领导精神和拆除大棚房违建时,审核不细、认定不清、层层加码、简单粗暴、搞“一刀切”,造成了拆违的扩大化。这给地方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企业正常经营、产业发展,居民消费、创业就业都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拆违“一刀切”“扩大化”等问题已经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要“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刚刚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防止政策执行‘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水源山宗文化生态园(以下简称“水源山宗”)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是2009年由青海三江通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农业观光休闲综合体,该项目建设有效解决了政府土地开发与招商引资困境,并在陈青云和陈青山两兄弟的建设和经营下逐步打造为集餐饮、采摘、娱乐为一体的农家乐、民俗村、休闲观光园、农事体验基地,是整个青海省最早、最大、具有标杆性的文化生态园,卫生示范A级单位,青海省4A级乡村旅游区。但在2018年底至2019年初,当地将水源山宗列为“大棚房”整改范围,强制关停并拆除了水源山宗主体建设、农业博物馆及相关设施。这不仅使得企业及其员工蒙受巨大损失,同时也给当地政府形象和营商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并严厉批评了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式做法,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

基于这一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专题组在做了较为充分的前期访谈与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赴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针对水源山宗文化生态园扩大化拆除问题展开调研,并试图寻求稳妥有效的解决方案及政策建议。

一、水源山宗投资建设经营状况及贡献

2009年,为了解决原民和县国有园艺场下岗职工及债务问题,民和第一铁合金厂秉着“为政府分忧、为职工解困”的企业担当与责任,接受了生态园建设任务。在地方政府的关照支持和企业的努力经营下,水源山宗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在带动经济、解决就业方面为当地发展做出了有益贡献,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一)情况简介

水源山宗是在企业与政府的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土地和建设等各项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开发建设的。2009年4月23日,民和县政府常务会议(第5号)纪要形成了《关于园艺场土地、资产、债务及职工安置问题的请示》;同年5月,达成了《民和县园艺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明确规定:园艺场299.53亩土地受让给陈青云,年限为50年(2009年5月1日至2059年4月30日止);土地使用权转让金为每亩2万元,总金额599.06万元;此后,依法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证照。陈家人通过借、转、贷等方式,自筹资金800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建设了青海省最早最大的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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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为了相应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号召,陈青云的弟弟陈青山从北京返回青海,并注册成立了青海水源山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水源山宗项目前后累计投入1.4亿元,是青海省最大最早最全的生态园。经过近9年开发建设,水源山宗持续不断投入累计达到1.4亿元,其主体项目占地8000平方米,园内栽植了南方棕榈树、罗汉松、榕树、金桂、蝴蝶兰等树种花卉,建有各类江南仿古造岩景点等;260多个雅座、包间、高档宴会厅;大小门牌楼20多座,包括大美青海第一园、中华门、中天门等。除生态园外还有各类配套建筑及设施,如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的100万吨枸杞加工车间,内有各种机器设备;两座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仓储物流库,内有食品、百货、家用电器等;还建有农业博物馆、生态园储备库、职工宿舍及员工活动中心等。

(二)对当地的贡献

作为当地的龙头企业,水源山宗在带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融合、解决遗留问题和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对当地做出了积极贡献,并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

1.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

水源山宗是当地著名的企业和文旅景点,其运营期间经营状况良好,发挥了较大的经济带动和就业吸纳效应。水源山宗年均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年均纳税额近百万元,先后安置下岗职工300多人次;解决农民工、季节性务工、大学生假期短工等就业2000多人次,累积支付工资达4000多万元;带动周边农牧民农产品销售每年400万元至600万元,累计超过5000万元。并且水源山宗主打的江南生态文化园成为当地具有影响力的文旅景点,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耳目一新的体验。

2.产业融合示范效应显著

水源山宗作为以农业为核心集深加工、餐饮、旅游、文化和物流为一体的产业综合体项目,其产业融合示范效应显著。2010年1月22日,在水源山宗的开园仪式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讲话中就指出,水源山宗生态园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典型,带动了海东地区百里长廊及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后来的建设和发展历程中,水源山宗在产业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成为海东向全省推广的三产融合示范项目,青海省各区县、农业部门等多次到访考察,具有明显的区域示范效应。

3.有效解决遗留难题

水源山宗项目的建设是当地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政府排忧解难的表现。2009年,为解决原国有园艺场下岗职工及债务问题,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找到民和第一铁合金厂负责人陈青云商讨接收民和园艺场的事情。当时的县园艺场满目沧桑、破败不堪、一片荒芜,周围村民随意进场养牛、放羊,40多名职工将近10年没有拿到或拿全工资,怨声载道,经常上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认为:民和第一铁合金厂效益一直不错,应有企业担当和责任,“替政府分忧、为职工解困”。经过再三考虑和思想激烈斗争,民和第一铁合金厂同意接手县园艺场这个“烫手山药”。水源山宗项目的建设妥善解决了工业产业挤出员工的安置问题和信访问题,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优化了城市界面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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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及公司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水源山宗项目及公司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树立了企业优秀的社会形象。水源山宗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工作,与红卫村的三户贫困户结对子,助力脱贫攻坚战略;每年在相应的节假日组织60岁以上老人、人民教师和老红军等特定群体的慰问和送福利活动;每年为全县高考学子提供免费餐饮,并为大学生提供暑期实习兼职和调研。水源山宗的一系列公益活动为其在当地树立了积极的企业形象,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

5.获得多项荣誉及奖励

在企业的精心建设和耕耘下,水源山宗项目获得了多项荣誉及奖励。公司先后获得海东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海东地区著名商标;青海省消费者协会授予的年度诚信服务企业;海东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诚信单位;中共海东地委海东行政公署授予的海东地区就业创业工作优秀企业;青海省乡村旅游等级评定委员会授予的乡村旅游四星接待点;青海省海东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的食品卫生等级A级单位等一系列荣誉和称号。

二、扩大化拆除水源山宗文化生态园及其负面影响

2018年底,水源山宗被强制拆除,这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不仅造成了企业和员工的财产损失,还对当地的营商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并最终形成治理僵局。

(一)水源山宗突然被拆除

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水源山宗在当地的“大棚房”集中整治清理工作中被拆除,而吊诡的是拆除工作不仅存在属性界定的扩大化,还存在肆意扩大拆除面积的情况。

1.认定的10亩整改范围被强制拆除

2018年,在民和县委办公室和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文件中,水源山宗的10亩土地被划入整改范围,但根据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的相关文件及书面回复,当地所做出的大棚房界定并不符合相关法律依据和政策文件。2018年12月10日,民和县委办公室与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民和县“大棚房”问题集中清理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水源山宗经营餐饮服务的10亩土地被纳入整改范围,并提出“关停餐饮服务,清除餐饮措施,恢复设施农业用地或补办土地等相关审批手续”[1]。但根据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相关文件的大棚房认定标准来看,“大棚房”整治的范围是占用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上的违法违规建设,而根据水源山宗办理的“三证”显示,其土地性质为国有园艺场的土地,并不属于本次大棚房整治的范围。但当地并未理回水源山宗的这一合理申诉,而是采取了强制性的拆除措施。

2.非认定范围也被拆除

即使当地的认定标准符合相关规定,也仅应拆除认定范围内的10亩土地,但在拆违具体执行过程中,水源山宗内不属于整治范围内的其他建筑也被一并拆除。水源山宗整个项目的占地面积为299.53亩,根据民和县委办公室和政府办公室下发的文件,水源山宗仅有10亩土地在整治范围之内,但当地“执法队”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不仅强制查封和拆除了认定整改的10亩土地上的建筑,甚至连园区内未被认定为大棚房整治范围的农业博物馆、国营园艺场、员工宿舍和物流仓库等建筑都一并拆除并没收全部设施,这显然是肆意扩大拆违范围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对当地、企业及个人造成较大损失

水源山宗拆违扩大化事件的发生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企业及个人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经济社会损失。

1.经济社会损失

水源山宗是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与企业踏实创业有机结合的重要成果,在十多年的筹划、投资、建设、经营和发展中,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与智慧,这都在此次不合规的整治活动中付之东流。由于政府没有提前书面告知并给予合理的处理时间,水源山宗十年间陆续种植的罗汉松、棕榈、橡胶树和枇杷等价值千万的珍贵绿植全部损毁;内部造岩、专修设施物品全部损毁;其他古玩字画、匾额、神龛等私有财产,以及公司财务凭证、文件资料等也不知所踪。据粗略估计,造成了各种投资资产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4亿元,而2021年民和县全县财政收入仅为5.95亿元。

水源山宗的数百名员工面临失业困境,其中包括300多名下岗再就业职工,还有较多员工是刚摆脱贫困的农民工,水源山宗的全面拆除直接导致了他们陷入失业困局,其中家庭唯一经济来源的员工比例较高,不少家庭霎时间失去收入来源,而这部分失业短期内又难以在当地得到妥当安置,极易引发规模性返贫风险。

另外,从上下游产业链来看,水源山宗作为当地最大的生态园,其上下游产业链需求量较大,带动了当地农产品、旅游、餐饮等相关供应企业的发展,本次停业拆除直接引发了产业链的连锁反应,对当地的税收和社会零售商品额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2.企业和个人遭受严重打击

水源山宗的拆违整治导致企业背负沉重的债务。水源山宗的资产在拆违行动中被全部损毁,而企业及其负责人在资产损毁、收入不再的情况下,仍要背负银行贷款、工人工资和上下游供应商的债权债务及其孳息,这使得企业及其负责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司法途径的不通畅和限制措施使得企业及其负责人陷入绝境。水源山宗负责人曾针对拆违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提起多次行政诉讼,而正是在法律专家认定中极为明显的行政违规案件,在诉讼过程中,却被当地法院以“本案具有极强的政策性,人民法院不适于合法性审查,案件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为由,不予立案;而2022年9月,在最高院出具“应当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的告知书后,案件被地方法院重新立案并确定承办人,但企业也至今未能与相关承办人取得联系。在与地方政府和法院交涉与诉讼期间,企业负责人被采取了资金冻结、列入失信名单等限制性措施,而负责人及其亲属也多次受到威胁,在遭受了巨大资产损失的前提下,资金的限制与救济来源切断,使得企业无法恢复经营、无力支付还款、孳息与日俱增,负责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甚至流落街头。

(三)严重影响省市县的营商环境

水源山宗作为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造成了严重的舆论负面效应、大大挫伤了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规模浪费,并使得当地政府形象和法院信誉受损。

1.造成社会舆论负面效应

水源山宗扩大化拆除事件导致了严重的舆论负面效应。由于水源山宗是当地著名的文旅景点和餐饮企业,其在短时间内被拆除是十分具有直观性和冲击性的事件,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质疑,而这种质疑不仅停留在百姓茶语饭后的惋惜与议论,更是被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法治与社会、凤凰网、中国县域经济报等多家权威媒体揭露和抨击,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不满,若经由网络等渠道的持续发酵,很有可能影响到公众对于中央政策初衷的认可度。

2.挫伤民营经济发展信心

作为当地重要的民营企业,水源山宗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将大大挫伤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使当地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陷入困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2]而纵观整个拆违扩大化事件的发生经过,民营企业显然被放在了对立面,水源山宗及其负责人的悲惨境遇使得当地其他民营企业或有意前往当地发展的民营企业对当地的营商环境失去了信心,这也将直接导致当地之前在招商引资和营商环境改革中所作的诸多努力付之东流。

3.导致土地资源浪费

扩大化拆违使得原本可以充分利用、创造效益的土地,变成了一片废墟。从当地城市建设和地理条件来看,水源山宗项目所在地具有良好的土地位置,这片土地曾在水源山宗的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和效益,但拆违整治的随意扩大化使得原本高效利用的土地,转眼变成一片废墟。而由于当地在土地认定和整治工作上的前后矛盾、治理随意和“一刀切”思维,不仅使得水源山宗难以恢复经营,其他企业也不敢进入开发,政府相关人员内部也不知如何处置,这就使得优质的土地资源在不合理、不合规的执法过程中被白白浪费。

4.政府及法院信誉受损

“一刀切”式拆违使得当地政府和法院信誉受损,甚至陷入“塔西佗陷阱”。在水源山宗拆违事件中,当地政府在土地属性认定上的前后矛盾、在“大棚户”清理范围上的随意扩大、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的粗暴违规导致政府形象在企业和公众心目中大打折扣,这极有可能导致政府即使在后续工作中采取了有益措施,公众也难以信任政府政策,从而陷入“塔西佗陷阱”的信任危机;同样,当地法院在整个事件中并未充分发挥司法部门维护公众合法权益的应有作用,而是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处理应对,并且出现违背程序正义等不合法的问题,导致企业在遭受不合理待遇时陷入行政和司法的双重信任危机,缺乏有效的维权渠道。

(四)人为将问题形成了僵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本次的水源山宗拆违事件本可以在合法合规的应然程序与科学合理的治理手段下规避纠纷、化解矛盾。但当地却采取了“一刀切”的暴力执法方式,用看起来“见效快”的方案,实则背后消耗的却是员工失业、企业破产和政府公信力危机等高额成本的代价,将小问题酿成大僵局。

1.个人家庭陷入绝境、困境

水源山宗作为省内最大最全的生态园项目,其背后牵动的是本企业其产业相关企业的负责人、员工及其背后的成百上千的家庭,企业在没有任何证照和违规行为的情况下被强制停业和拆除,使得这些个人和家庭面临资产损失和失业困境,而民和县在2020年4月才刚刚脱贫,不少员工及其家庭仍处于返贫边缘,收入来源的突然消失或将把他们逼入绝境,而事件引发的产业链崩盘、企业出逃和政府公信力危机等问题极有可能进一步引发规模性返贫事件,这不仅使得党和国家多年来的脱贫攻坚成果功亏一篑,更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事件,从而极大程度地影响社会稳定。

2.企业濒临破产,无法起死回生

在水源山宗成立之初,经营者以承担社会责任、纾解政府困难为目的通过借、转、贷等方式自筹资金建设发展起来的,初期投入8000万元,后续持续投入共计1.4亿元,可以说为了能够建设好水源山宗项目,经营者不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而且背负了高额的贷款和债务。而在拆违事件中,水源山宗的建筑、植物、设施、设备等资产全部被损毁,对此当地不仅不给予相应的赔偿,反而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对经营者采取了资金冻结、失信管制等措施,经营者在面临债务孳息日益膨胀等持续性损失的情况下,却在多重限制性措施下无法采取恢复经营等任何挽救措施,企业濒临破产,经营者陷入绝望。

3.政府面临信任危机,土地资源浪费

政府虽然在拆违事件中采取了看似“见效快”的一刀切式执法行为,但却需要长期应对后续的上访、诉讼等问题,这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和社会摩擦成本,同时更使政府陷入公信力危机。而从更为直观的损失来看,水源山宗这样具有可观效益企业的停业甚至破产及其引发的营商环境问题,将对当地经济、财政和税收带来负面效应,原本已经得到充分开发和建设的299.53亩优质土地资源也在拆违中变成废墟。

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拆违扩大化问题

“拆违”专项行动本来是党和国家为了改善城市环境、优化城市容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采取的针对违法占地、私搭乱建、违章建筑而展开的集中整治工作,其初衷是为了通过更好地建设、更好地发展来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在基层具体执行中,却导致了个人家庭陷入绝境、企业濒临破产和政府面临信任危机等僵局。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党和国家执政思想的认知程度不深、治理能力不足导致的。

(一)学习“发展是第一要务”精神不够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而我国底子不厚、财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一时难以改变”在治理工作中“既要坚定信心,不能急于求成,既要打攻坚战,也要打持久战,需要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不移地积极稳妥推进”[3]。当前我国正处于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亟需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和升级,拆违专项治理行动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促进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具体工作的落实当中,应当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拆违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地方政府仅以绩效为导向,而忽视了当地发展的客观事实,是与中央精神的违背。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衔接城乡融合的关键环节,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我国县域整体可利用资源不多、产业基础薄弱,尤其是多数偏远地区的县城更是刚刚摆脱绝对贫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始终秉承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精神,高度重视就业、民生等关键问题,不仅要充分利用好已有资源和企业,更好想方设法地吸收资源、吸引企业,对于关系到当地税收、就业、民生和产业的重大企业问题应当依法依规、谨慎妥当地加以处置,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摩擦、矛盾纠纷等负面影响,妥善处理好拆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提升治国理政能力态度消极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强调,“要提高政府部门履职水平,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避免简单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4]在农业农村部的相关文件中也指出,大棚房的治理应遵循三大原则: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依法依规的原则;坚持坚守耕地红线、保护群众合理合法权益的原则。在水源山宗拆违事件中,地方政府并未充分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方针和农业农村部大棚房整治的相关文件精神,具体表现为:

其一,并未尊重历史和客观现实。根据水源山宗办理的“三证”表明,本次被强制拆除的299.53亩土地是原国有园艺场土地,并非永久基本农田,不在大棚房政治范围之内;而水源山宗是在2009年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引导下,为了有效解决民和县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建设的,在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等手续齐全下进行开发的,受到法律保护,其合法性在开发之初和近十年建设经营中得到反复论证,地方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是枉顾历史和违背现实的表现。

其二,履职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行政过程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换言之,需要强制拆除的违法建筑,必须给予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和时间,只有不提起复议和诉讼的情况下才能强制拆除。而在水源山宗经营者受到整改拆除通知后多次提起复议和诉讼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仍对其进行强制拆除,致使其未能及时搬离植物、设备等资产,使得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三)枉顾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内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5]大棚房集中整治工作的初衷是美化城市环境,优化营商环境,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群众的生活更幸福,更有获得感,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服务改善民生福祉的体现。而当地政府枉顾人民性的拆违执法行为,不仅不能造福于民,反而激化社会矛盾,使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对公权力滥用的体现,具体表现为:

其一,违背政策初衷的畸形政绩观。当地政府在开展大棚房整治工作的过程中,以扩大化、凑指标的方式作为提升政绩手段,不仅造成了对客观现实的悖离,同时更是违背政策初衷的表现。大棚房治理本身是为了更高程度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为了打击少数人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但在当地盲目追求考核数据的畸形政绩观引导下,硬生生将一项科学的决策变成了侵害人民合法权益的工具。这可能在短期内能够提升政绩、掩盖错误,但长期来看,将对当地政治生态和政府信誉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甚至引发当地人民对中央政策本身的抵触。

其二,本末倒置的僵化行政逻辑。对于确实存在违章建造大棚房毁坏农田的违法行为,拆除是合理的、更是必然的,这也是中央发布文件集中整治的对象。但在水源山宗拆违事件中,当地片面地理解中央意图,机械和形式主义地加以放大,甚至演变成一场让当地公众深感不平、企业闻之色变的轰轰烈烈的事件,这严重危及到当地的就业、创业、增收、消费和经济景气。并且在中央文件中也强调了要积极做好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摩擦,妥善处理好安置工作。但在本次事件中,当地不仅未与经营者友好协商,反而利用公权力暴力拆违,肆意损毁企业资产,甚至裹挟司法渠道对企业及经营者的资金和人身自由采取限制措施,不仅未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解决问题,反而恶化了企业危机,剥夺了经营者自救的权利和能力。

其三,枉顾人民福祉的错误政治立场。拆违集中整治是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政策体现,其政治站位是为人民谋福祉。但在此次事件中,由于当地简单化、扩大化和粗暴式的治理方式,导致了本来经营效益良好的企业濒临破产、大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景观变成废墟、数百名拥有稳定收入的工人直接下岗、成百上千的家庭陷入返贫风险。这显然不仅是治理能力不足和处置方式不当,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的漠视和践踏。“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新,为的是人民过上好日子”,枉顾人民利益、对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对党的执政基础的背叛。

四、调研课题组关于善后水源山宗被拆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课题组通过对水源山宗拆违事件的深入调研,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结合国内外大环境变化和当地发展现实。我们认为,当前做好“六稳”,落实“六保”工作是重中之重,问题的妥善解决也存在较大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建议。

(一)“六稳”工作是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六稳’,稳就业为首;‘六保’,首要的的仍是保就业”。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充满了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稳增长、稳就业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充足的活力。在二十大报告中,也再次重申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针对国民经济发展提出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家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以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充分说明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更需要的是为人民谋福祉、稳就业,能够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带动经济增长的干部,而非片面理解中央政策,盲目追求数字指标、随意扩大治理范围、滥用公权力、漠视人民利益的“领导”。

(二)妥善解决问题的可行性

根据课题组的深入调研,虽然水源山宗拆违事件所造成的现实是难以挽回的,但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案仍可以化解矛盾纠纷、助力企业发展、盘活地方经济,将此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可以对本次拆违所涉及的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和盘活。自水源山宗被强制拆除后,其所在的近300亩土地被闲置至今,而这片土地临近兰州市红古区,该区域城市化水平较低,海拔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宜人,住宅需求量大,供给短缺。因此,可以将该片土地进行重新合理规划,划定为商业住宅建设用地,并纳入2021-2035年远期规划之中,盘活优势土地资源,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获得收入并赔偿企业损失,企业也可以此为契机恢复发展,事件相关的员工及其家庭的债务、生活和工作等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首先,政府能够通过土地招拍挂获得可观收入,这笔收入可首先用于将农业用地征收作为商业住宅建设用地需支付的费用,并在客观评估的条件下支付水源山宗在本次拆违事件所受到的损失,从而有效化解纠纷;其次,企业在获得赔偿后也能够重新盘活,企业在得到合理赔偿后也能够从资产损失和债务压力等困境中摆脱出来,复工复产、正常经营,继续为民和县发展做出有益贡献;其三,企业经营者、员工及其家庭的债务、工作和生活问题也能够得到充分解决,并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不仅有效地遏制了规模性返贫事件的发展,同时也将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不利因素化解在萌芽。

(三)具体建议

课题组通过对民和县水源山宗事件较为深入的调研,理顺了本次事件中所存在的法律问题和矛盾冲突,着重反思了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责任所在,在大棚房集中拆违专项行动中,地方政府既是政策执行者,也应当是人民利益维护者,应当妥善处理好拆违整治与地方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让人民在拆违中受益,而不是滥用公权力,肆意践踏人民权益,给中央政策抹黑。因此,课题组认为,水源山宗拆违扩大化事件的妥善解决,需要确立遵循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原则,以市场和法治手段应对危机,将事件所带来的人民利益、政府信誉和营商环境等多方面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重塑政府与企业亲清关系,引导当地经济社会和企业发展重回良性轨道。

其一,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应对此事给予高度关注,从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和增长就业的层面寻求解决方案。此次拆违扩大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其挽救和解决方案可能难以由县级政府独立完成,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应对将此次事件作为典型案例给予高度关注,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和增长就业为目的化解矛盾,给予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从而避免事件扩大化对整个市域或省域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

其二,客观评估水源山宗在此次事件中所遭受的资产损失、精神损失及孳息,并给予企业应有的赔偿。在本次事件中水源山宗遭受了严重的资产损失和精神损失,并且在长达五年的复议和诉讼过程中,企业长期停摆,产生了大量的债务孳息。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企业损失和诉求,按照法律标准,由无利益相关的第三方对企业损失进行合理评估的前提下,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给予企业应有的赔偿,从而弥补企业损失,引导其加快复工复产。

其三,明晰此次涉事的299.53亩土地的属性,建议给予民和县一定的建设用地指标来盘活这块土地。本次涉事土地在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和稀缺性,而此次事件发生后由于土地属性不明,这部分土地资源一直处于荒废和闲置状态,建议省市给予民和县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来盘活这块土地,这样既可以明确土地属性,从而为后续企业对这片土地开发和利用断绝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避免土地资源浪费,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其三,各相关部门在企业重建复工等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避免摩擦、平稳过渡。在争议解决和合理赔偿后,必然要涉及到企业重建复工等后续发展问题,在此过程中,各相关部门应给予企业相应的政策支持,为企业着想,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充分的协商中避免摩擦、平稳过渡,重塑当地营商环境。

其四,市县法院应尽快恢复企业失信、资金冻结等限制性措施。目前水源山宗及其经营者仍面临企业失信和资金冻结等多方面的限制性措施,这使得企业难以通过恢复经营、盘活资金来偿还债务和发放工资,导致企业亏损不断扩大。因此,市县法院应当尽快接触对企业及其经营者的限制性措施,让其尽快投入到正常的市场活动中来。

[1] 《中共民和县委办公室 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民和县“大棚房”问题集中清理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2018年,17月10日。

[2] 《新华社评论员:实现民营经济家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http://www.gov.cn/xinwen/2023-03/07/content_5745134.htm.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631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第679页。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第27页。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调研组